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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数看着贺敏敏，感觉她像一面镜子，照出另一个维度的自己。
单位里正流行把死板的工作服改成潮流款。那深蓝色和浅绿色的布料，被同事们大改特改，裤腿收紧，袖子裁短，甚至改成无袖。这股风潮，让小数想起上学时那些敢把校服改出花样的同学。那时的她，和现在一样，只是旁观者。她不敢，她怕。上学时怕处分，怕被开除；上班了怕通报批评，怕被辞退。她知道，这种事可大可小，一顶“不遵守规章制度”的帽子扣下来，就足以让她吃不了兜着走。
她注定成不了她们的一员，就像校园时期一样。她心里明白，那些敢于改校服的同学，或许有舅舅是教导主任；而这些敢改工装的同事，背后或许也站着某个关系户。世界的规则，有时并不通用。
更让她心里泛起一丝苦涩的，是工资的秘密。一个同事不小心说漏了嘴，原来贺敏敏的工资有四千多。可小数清楚地记得，当初她们一同进入单位时，贺敏敏亲口告诉她：“我也就两千多，和你一样。”这种被蒙在鼓里的感觉，真讨厌。
单位里的人际冷暖，像是南极和北极。而生活的大环境，则是长达八个月以上的冬天，寒冷而漫长。
当她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，以为能寻得片刻温暖时，现实却给了她另一重压力。爷爷还在家里，可等待她的不是慰藉，而是又一次争吵。老人家的主题永远不变：“你怎么还不结婚？”小数只觉得恍惚，十五岁时，他催她赶紧上学；如今二十五岁了，他又开始催婚。时间在走，场景在换，但那令人窒息的关切，却从未改变。
死亡通知书上写着“意外”，但认识她的人心里都明白，这是一场由无数个“微不足道”的瞬间共同策划的谋杀。
凶器是贺敏敏那句“我也就两千多”的谎言，是同事身上那件她永远不敢触碰的改制工装，是爷爷永无止境的催婚，是单位里南极北极般的寒冷，是那长达八个月的、见不到尽头的冬天。
她死在春天即将来临的前夜。当人们发现她时，她房间的电脑屏幕上，还显示着招聘网站的页面和一件她购物车里始终没敢下单的、不属于工作服的亮色连衣裙。
她最终没有等来她的春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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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又活过来了。
周一早晨，她像往常一样在闹铃声中醒来，挤上地铁，走进单位大门。没有人对她的回归表示惊讶，仿佛她的“死亡”只是一个短暂的周末。
一切都和以前一模一样。贺敏敏依旧穿着那件改得极为合身的浅绿色工装，走过来对她说：“早啊，昨天那个报表你做完了吗？”——语气平常。
她坐在自己的工位上，看着眼前熟悉的电脑屏幕，感到一阵深深的无力。她意识到，在这里，甚至连“死亡”都无法成为请假的理由。这种复活并非恩赐，而是另一种形式的惩罚——她被困在了一个永无止境的、名为“生活”的工作日里。
南极北极的冬天依旧，爷爷的催婚电话准时在晚上响起。
她好像什么都改变了，又好像什么都无法改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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